裘山山用“钟情一生”为采访写作后的作品定名，她写道:“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必须能够忍受清贫，忍受寂寞，一生钟情于此。”

2014年，即将攻读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张美华来到费梁和叶昌媛的办公室，学习了一个月的两栖动物解剖和骨骼绘制。当时，张美华对相关知识还不太了解，费梁把合江棘蛙标本交给她，再在一旁细心地指导，“如果发现某种蛙的骨骼很特殊，他还会多解剖几个标本，来确定到底是变异还是普遍的特征。”

“费老师常说，科研工作是用时间堆积出来的。”张美华记得，老俩口坚持早上8点上班，晚上10点下班，大多数时候，节假日和周末也不休息。

四川在线记者 文露敏 阚莹莹

著名作家裘山山为记录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几代人数十年来致力于中国两栖动物研究这一事迹，曾多次采访费梁及其团队。期间，裘山山曾与费梁一同到峨眉山进行野外科考，她注意到，当时81岁的费梁脸上始终挂着愉快的表情，“好像不是来考察，而是到山里来看亲戚、看朋友。”

2017年，费梁、叶昌媛夫妇编写的长达1040页、约两百万字的英文专著《Amphibians of China(中国两栖动物)》上卷正式出版，中国两栖动物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得以在世界舞台上更好地展现。第二卷、第三卷，道阻且长。

【来源:四川在线】

谢锋说，系统学需要借鉴很多原始的资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传承的学科，而费梁留下的精神财富更需要他们去延续。

6月17日，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二层的一间办公室，摆设一如往常。而房间的主人--一位高高瘦瘦，脸上总是挂着和煦笑容的老人，却再也不会按时出现了。

在上个世纪，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还很模糊。而费梁和他的团队，一直致力于找到一个答案。

费梁，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法国巴黎自然博物馆教授馆员，2014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获得者。创建了国内两栖动物形态鉴别标准和分类体系，并完成了我国两栖动物物种的首次编目。

当接力棒交到了费梁的手中，他继承了老师的遗志，同样演绎了“一生钟情”。今年年初，费梁的癌症已至晚期，但他仍然坚持到办公室查阅文献、校对《Amphibians of China(中国两栖动物)》第二卷的稿件。张美华说，书中一些不满意的图，费梁还会亲手重绘。

踏遍青山，细察毫厘

1979年，费梁在九寨沟进行野外科考。

离成都一百多公里的峨眉山，费梁为两栖动物驻足过千千万万遍的地方，青山仍在，细水长流。

6月4日，我国著名中国两栖动物学家费梁在成都辞世，享年86岁。之前，他的最后一项主要工作--《Amphibians of China(中国两栖动物)》的第二卷已经联系好了出版事宜，第三卷的工作框架也已搭好。

与之相对的，则是中国当时落后于世界的系统学研究水平:大部分物种遗落在记录之外，也没有属于自己的标本馆藏，完整的两栖动物志更无从谈起。与其他生物相比，这是长期以来“悄无声息”的研究领域。

这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今年5月，张美华来到费梁的病房看望，费梁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仍然在关心托付给她的书中两个物种的骨骼系统图绘制情况。“最后几天，下病危通知书了，他还在念着，第二卷要如何发表。”谢锋说，“生命都不重要了，但成果要争取早日面世。”

人物名片

四川成都华西坝，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办公楼二层走廊尽头，不大的“243”号办公室，正是费梁在两栖动物研究中驰骋的“沃野”。退休后，他和妻子叶昌媛仍然在这里伏案工作。

细察毫厘，并非没有代价。有的青蛙，只有指甲盖大小，但其进化意义又需要对其舌喉部肌肉和骨骼进行对比分析来得出。最终需要观察的样本，有时比米粒还小。谢锋回忆，1996年，费梁连续长时工作之后，曾经历过一次视网膜脱落。但由于承担的中国两栖动物志工作还未完成，哪怕手术修复后需要避免强光下的工作，他还是迅速地回到了工作中。

从野外到实验室，费梁日复一日地进行着科研工作。从青春到迟暮，他把大半辈子都献给了两栖动物研究。记者梳理过往报道、资料，走访其同事、学生，回顾这位科学家为两栖动物“千千万万遍”的一生。

从山里收集到的标本、记录下的两栖动物生活形态，还要带回成都继续研究。对于室内研究，费梁仍然有着极高的要求。其中，解剖观察两栖动物的骨骼特征再进行手绘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要想不破坏细小的骨骼，又详细还原其形态特征，往往在显微镜前一坐就是一天，这需要非凡的耐力和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