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动物学批评的提出

文学中的动物书写传统源远流长，远到神话故事，近到现当代小说、诗歌、戏剧都蕴含着数量众多的特色鲜明、品格各异的动物形象。作家往往以动物为手段，借用动物营造情境、呈现主题、塑造人物、传达情感、推动情节，或者通过动物谋篇立意，以动物自身以及人与动物的关系为主题或最终表现对象。遗憾的是，20世纪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动物意象并未引起文学学界的充分重视，动物的隐喻和象征内涵分析占据主流，研究方法比较制式，研究视角相对狭隘，研究内容也不够丰富。

随着20世纪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地球上的动物物种不断灭绝，生态、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由此成为超越国界、民族、种族、信仰的全球性议题。动物研究在自然科学和社会学科中蓬勃发展，并呈现出鲜明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特征，涉及生物学、医药学、地理学、哲学、伦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化学、文学、艺术学、心理学、法律学、教育学、符号学等学科。除了生物学、医药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者外，人文社科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动物。他们纷纷从本学科角度审视动物、研究动物、反思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动物研究”在80年代形成热潮和“井喷式发展”，催生了整个人文社科领域的“动物转向”趋势[1]2。在此背景下，文学领域的动物研究逐渐走俏，在生态批评的框架下快速发展，并在新世纪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当下国内外文学动物研究已颇具规模。很多学者采用西方文艺批评理论通过阐释动物意象，挖掘作品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更丰富的内容，其中运用最多的当属生态批评，亦涉及女性主义、生态女性、后殖民、后殖民生态等批评理论。无疑，这些理论为文学动物研究提供了重要视角，为研究者开辟了动物研究新路径。但是，这些研究往往拘囿于原有理论的研究方法和批评模式，没有产生较为独特的研究方法、研究策略和批评话语，也没有形成较为独立的批评格调。另外，研究者往往忽视动物研究的多学科性和跨学科性，很少从其他学科汲取知识和理论观点。这都限制了文学动物研究与批评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动物研究和批评体系庞大、内容繁杂、视角多元，现有的任何一种批评方法难以将其纳入旗下。为此，本文借助格拉姆·休根和海伦·蒂芬提出的“文学动物学批评”(Literary Zoocriticism)这一概念，系统提出文学动物研究批评方法论，旨在较为全面地概括已有的文学动物研究，并探索和建构较为独立的、具有多学科和跨学科性的动物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

文学动物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动物学为根基，以文学动物为研究路径和批评对象的方法论。“文学动物学”和“文学动物”这两个概念是文学动物学批评的基石，是建构和阐释该理论的前提。文学动物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文学动物学既涉及文学，又涉及动物学，是文学与动物学的对话、交汇、碰撞、融合的产物；广义上，文学动物学指一切关于文学作品中的动物形象、动物运用、动物功用、动物文化、人与动物的关系的学问。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动物学将文学动物的研究视作一种专门学问，这是文学领域中的动物研究和批评发展到一定程度、形成规模后的客观需求和必然结果。

作为人文学科的文学和作为自然科学的动物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动物学相关研究成果可以被运用到文学创作中，为动物书写提供支撑、素材、新视角、新内容，促进文学的发展。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就包含丰富的动物学知识，被认为是关于鲸鱼和捕鲸业的“百科全书”。文学则可以推广动物学的研究成果，相关叙述、描写可以使动物学的发现得到更为广泛地传播，文学中的动物可以启发、引领更多的读者更深层次地了解动物、认知动物、反思甚至改变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加拿大作家法利·莫厄特关于狼群生活习性的调查完全推翻了人类对狼的传统认知，肯定了狼在维护草原生态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反映这一真相的《与狼共度》产生了震撼世界的效果，使人类对狼的“恶”的认知发生了重要改变。同时，作家和动物学家也形成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作家为了塑造更为真实的动物形象，往往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动物学的相关知识，包括向动物学家咨询，甚至亲自到大自然中接触动物。加拿大作家芭芭拉·高蒂的《白骨》的创作就受到动物学家辛西娅·摩斯研究成果的直接启发。另一方面，有些作家本身亦是生物学家、动物学家、博物学家，他们将相关动物的研究过程、在研究过程中的所闻、所见、所思用文学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旨在让更多的人了解动物的真实个性、能力等。美国作家凯蒂·佩恩既是动物行为学家，也是作家，她在《大地寂雷》中就记录了她发现大象通过次声波进行交流这一重大发现的过程以及对人与大象关系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