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去哪里》

［英］詹姆斯·切希尔 (James Cheshire)

奥利弗·乌贝蒂 (Oliver Uberti) 著

谭羚迪? 译

湖南美术出版社

用GPS跟踪器在非洲追踪被盗猎威胁的大象，用记录磁场强度的项圈揭示獾在地下洞穴中的活动轨迹，让粘上传感器的海豹代劳传回南半球海水的温度和盐度数据……本书呈现了跨国、跨学科的前沿研究成果，以数据采集的不易、科学家的坚持与不断尝试，为动物研究工作、公民科学项目和纯粹的好奇之心导航。

12开精装全彩印刷，内含3幅大地图拉页，覆盖30多种野生动物。收集全球科学家提供的一手数据，梳理学术期刊与在线数据库，为读者处理海量数据，再以直观且极富设计感的可视化手段，用图解形式示踪动物的去向，为陆地、天空和海洋中的每一个生灵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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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一种新的足迹

从足迹到掉落的羽毛，从巢穴到粪便，动物去向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物理痕迹的历史。而在本书讲述的新时代，我们追寻的痕迹不是印在地上，而是印在电脑的硅基芯片里。尽管我们做的地图和研究在极大程度上依赖数据处理技术，但在信息时代的很久之前人们就开始设想发明新方法来研究动物运动。1803年，约翰·詹姆斯·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给鸣禽的腿系上线绳，从而证明每年春天回到农场的都是同几只鸟；1892年的一张地图上画出了北太平洋海狗逐月迁徙的轨迹（见第22～23页）；1907年，一位德国药剂师给鸽子装上了自动照相机，以此记录它们的旅程；1962年，伊利诺伊大学的三位科学家用胶带把无线电发射器绑在鸭子身上；1997年，世界上最早一批GPS项圈中，有两个得到的结果证实了肯尼亚大象有时会越过肯尼亚国境到坦桑尼亚去。

并不是所有物种都需要追踪才能研究。对许多物种来说，一副好用的望远镜加上一台相机足矣。正如圣迭戈动物园总会的梅甘·欧文所说：“非侵入性观察仍是动物学的金科玉律。只要静静地坐着暗中观察就好。”而对其他一些物种，比如她在北极研究的北极熊来说，这种长期观察就不太可行。于是，野生动物研究者开始和工程师合作，开发远程研究动物的新方法。卫星、雷达、手机网络、相机陷阱 、无人机、手机应用（app）、加速度传感器和DNA测序技术等，让我们如今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看待自然世界。这个领域有许多不同的名字：生物信标跟踪记录（bio-logging）、生物遥测（bio-telemetry）、移动生物学（movement biology）。在本书的大部分故事中，我们都会谈到“做标记”（tagging），就是科学家把一个设备装在动物身上。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兴起和计算机的小型化，这些设备（或者说“标记”）? 能收集到数以十亿字节计的各种行为、生理、环境数据：从兀鹫的翱翔盘旋轨迹（见第138～139页），到南极沿岸的海水温度（见第100～103页），再到熊蜂的飞行（见第154～155页），无所不包。

想知道技术如何加快了我们对动物的了解，而我们又采取了怎样的保护行动吗？那就想想长颈鹿吧！圣迭戈动物总会的保护生态学家戴维·奥康纳表示：“我们在长颈鹿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大概和30年前大象的研究者相当。”科学家研究了长颈鹿的生理——小而强大的心脏如何将血液一路泵上长长的脖子、特大号的肺部如何让它们免于晕倒、善于缠卷的舌头如何从带刺的树枝上捋下叶子——但他们始终不清楚这个物种在野外是如何作为一个整体运作的。“长颈鹿很古怪，”奥康纳说，“它们看起来似乎没有明确的领导者，所以我们才刚刚开始了解它们如何组织成群。我们不知道它们如何交流、如何争斗，也不太清楚它们的活动范围。”而科学家最近才发现长颈鹿不只有一个物种，而是有四个——每种都有独特的遗传学特征，身上的花纹也从橙色多边形到黑色斑块不等。要是没有朱利安·芬尼西，我们知道得恐怕还要更少。

芬尼西是研究长颈鹿的世界级权威，也是长颈鹿保护基金会（Giraffe Conservation Foundation）的主任之一。他把长颈鹿称为“非洲被遗忘的大型动物”。当我们向他询问为何认为长颈鹿受到了忽视时，他表示：“人们想当然地认为长颈鹿到处都是，没有人想过它们会遇到问题。直到最近这五到十年间，我们开始研究它们的数量和受到的威胁，这才看到，它们和其他许多动物一样，也在减少。”罪魁祸首仍是那些嫌疑惯犯：栖息地丧失和野味贸易。关于长颈鹿的脑和骨髓能治疗艾滋病的传言，导致长颈鹿价格升高。我们很少听说长颈鹿濒危，但并不代表事实就是如此。在非洲各地，一场“无声的灭绝”正悄然发生。自1986年起，长颈鹿的数量从15.3万只下跌到10万只，而且它们已经从7个国家消失了——占了先前分布范围的四分之一。趁为时未晚，芬尼西正用GPS技术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长颈鹿去向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