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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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献文:师从一代名师秉志,终成水生生物学界

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不知从何时起,养殖的水产品开始丰富起来,尽管养殖的水产品口味和野生的有一定的差异,但它却极大地丰富和改善了老百姓的餐桌,满足了平民百姓的刚性需求,而养殖水产品却是科学研究的产物,本文就聊一聊著名动物学家、鱼类学家和线虫学家伍献文博士。


伍献文

伍献文也是中国鱼类分类学、形态学、生理学和水生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对中国水生生物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历史性贡献,他也是站在中国近代鱼类学高峰上的少数几位科学家之一,其科学人生和学术研究深刻反映了中国鱼类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伍献文(1900—1985)字显闻,浙江瑞安人,1900年3月15日出生于一个小康农家,其父伍嘏斋粗通文墨,思想比较开明,在镇上开办了一个鱼行,由于不善经营,以致家道败落,但仍然坚持供三个儿子读书,以求摆脱家境贫寒的窘境。

伍献文于1918年从瑞安县立中学校毕业后,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因为当时师范学校可以免除学生的学杂费并提供膳食,因此成为贫寒子弟首选报考的学校,伍献文在校就读期间,适逢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秉志回国执教,并于1921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生物系,秉志的教学深深吸引了伍献文,他下决心将动物学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方向。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旧址

伍献文与秉志的交集时间并不长,但秉志的言行却影响了伍献文的一生,伍献文于1921年毕业之后,即前往厦门集美学校任教,这所学校是爱国华侨陈嘉庚创办的十所学校的统称,其中包括小学、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各类学校。

陈嘉庚创立了私立厦门大学后,伍献文随即转到厦门大学生物系任助教,跟随赖特教授学习动物分类学,逐渐掌握了动物分类学的一些基本方法,并协助指导学生进行动物学实验,伍献文在此工作和生活了六年,接受了动物学研究的基础训练,为其以后的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期,厦门大学以其丰厚的薪酬,吸引了一大批国内著名学者和教授前往任教,秉志是1925年9月到厦门大学任教,面对昔日南高师的学生,秉志推荐伍献文在生物系注册学习,成为一名工读生,一边让伍献文给自己当助教,一边让伍献文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学业,在秉志的指导下,伍献文在组织学和胚胎学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获得厦门大学理学学士学位,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27年6月在南京组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时,秉志应校长张乃燕之聘任生物系主任,伍献文随秉志一起回到南京并继续担任助教。


伍献文的恩师秉志先生

1929年,秉志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推荐了伍献文,得到国家公派资助的伍献文前往法国巴黎大学深造,仅用了三年时间,就于1932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比目鱼类的形态学、生物学和系统学的研究》,伍献文在论文中记载了分布于中国的比目鱼类5科33属65种,对比目鱼器官系统的解剖和生物学作了详尽的描述,其论文中研究的内容在国内尚无先例,因此初步确立了他在鱼类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

1932年8月,伍献文从巴黎回到南京,立即被推荐到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与方炳文共同担任技师,主持动物组的研究工作,同时在国立中央大学生物系担任教授,并一度兼任生物系系主任,该馆馆长由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钱天鹤(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之父)兼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由研究部、事务部、顾问部三部分组成,其中研究部分设动物组和植物组,每组设技师一人,统领组内的工作。

为了调查中国广袤大地上的生物资源,伍献文与同仁深入到广西、贵州、云南等边远山区,采集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发现了许多科学上未曾记载过的新物种,而伍献文的工作涉及面相当广博,显示了他在动物学研究方面的功力,他所撰写的《中国河蟹志略》和《中国之蝎及蝎珠》都是国内研究该类动物的领先之作。

1934年7月1日,为了符合《中央研究院组织法》,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更名为动植物研究所,由著名动物学家王家楫出任所长,伍献文与王家楫的经历颇有许多相似之处,二人都是南高师的校友,也都曾师从秉志教授并任其助教,在秉志的指导和帮助下出国留学并取得博士学位,最终走上科学研究之路的。